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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中被害女童保护机制实证分析 ——以淮安市为例

日期:2017年05月19日  来源:淮安市妇联办公室  (评论0条)



性侵犯罪一直为刑事理论和实务所关注。在犯罪学理论上,学者对性侵犯罪的概念、特点、原因和对策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实务中,依凭相关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治理性侵犯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如此,性侵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性侵犯罪更是如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本文试图以保护未成年被害人为视角,立足于淮安市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的数据,考察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特点,指出性侵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办理中存在的不足,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危害性,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2013年以来,淮安市检察机关共办理未成年被害人遭性侵案件56件72人,占同期性侵类案件的37.8%,占同期未成年人遭受人身伤害案件的65.5%,其中被强奸39件39人,占性侵案件总数54.2%,被猥亵17件33人,占比45.8%。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属于那种最遭忌恨的犯罪类型,它遭受憎恶的程度可能仅仅排在恐怖犯罪之后,这种犯罪一旦被媒体曝光,往往成为年度新闻事件。鉴于此类案件数量之多、发生频率之高、受害人数之众、作案情节之恶劣、危害后果之严重、舆论震荡之剧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3年10月23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通知,以严惩性侵未成年人之恶劣行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淮安市性侵未成年人的现状

(一)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特点

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应引起社会及家庭的高度重视。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性侵未成年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和原因:

1.犯罪手段中利用“熟人”身份作案现象普遍。从办理的未成年人人身遭性侵案件来看,熟人作案是该类案件中的多发现象,共有43件54人是熟人之间作案,占全部案件数的75%,主要有老师、邻居、亲属、网友、朋友、同学等。

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互相认识,便于掌握被害人的生活习惯且不易被被害人防范,处于作案的“优势地位”。这些“熟人”中,有的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照看未成年人,有的对未成年人有管理、教育的权利,有的可以提供吸引未成年人的物质财富。他们利用未成年人的年幼无知,或以长辈身份进行威胁、恐吓或以零食、玩具、零花钱等进行诱惑安抚,让未成年人不知反抗或不敢告知家人。同时,由于这种侵害行为较为隐蔽,往往导致侵害持续时间较长。洪泽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李某作为继父强奸两名未成年继女长达八年之久,后因一名被害人怀孕案发。

2.犯罪对象中在校未成年人占有较大比例。据统计,全市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中,在校生占68%,学龄前儿童占10%。由于年轻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女童大多由年长祖辈抚养,照顾范围仅限于日常生活,缺乏对女童的心理健康的关注,使女童人身安全长期处于无人监管或空白状态。盱眙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周某某强制猥亵儿童案中,周某某利用其作为班主任之便,多次猥亵其班级里多名女生,导致该班级的女学生都不愿意到学校上学,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淮阴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被告人朱某某多次趁在其家中托管寄宿的不满14周岁在校女生睡觉之际,以为女童盖被子为由,猥亵多名女童胸部、阴部等隐私部位,对被害女童造成心理阴影,充分反映农村小学周边“托管寄宿”现象缺乏监管,易引发对少年儿童侵害问题。

3.犯罪对象多为留守儿童或者问题少女。性侵案件中的受害者,大多是在校就读的留守儿童,或由于各种原因厌学逃学甚至辍学、过早步入社会的少女,据统计,全市未成年女性被性侵案件中,留守女童和问题少女占83.45%。这些未成年人或因父母在外打工疏于管教,或因父母离异缺乏家庭温暖,或因监护缺位,使女童人身安全长期处于无人监管或空白状态,极易成为犯罪分子的性侵目标。如盱眙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陈某强奸一案中,由于被害人父母长期在南京打工,被害人由邻居三轮车夫负责接送上学,在上学途中被犯罪嫌疑人侵害。

4.犯罪地多为被告人家、学校及被害人家中。该类型犯罪当中的强奸及强制猥亵案件,在被告人家中实施犯行为的占37%,在学校发生施暴行为占21%,被害人在自己家中被侵害的占17%。这些场所均系未成年人比较熟悉和信任的场所,被侵害带给孩子的创伤是双重性的,不仅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身体,同时也会对孩子的心理也会产生很大的阴影,许多因此出现了自卑、恐慌、自闭等心理症状,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一定恐慌。

5.犯罪起因中“自愿”案件占一定的比重。部分未成年人价值观有偏差,自愿与嫌疑人发生关系,主要发生在部分未成年人在朋友、同学或网友相处过程中,相互之间互生好感,时常发生偷食“禁果”的行为,该种现象占全部案件的19.4%。淮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黄某强奸一案中,被害人由于怀孕被家人发现,导致案发,被害人认为两人是在谈恋爱,坚决要求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过早的性行为导致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身心均受到伤害。

6.强制猥亵犯罪增长幅度较大。2013年以来全市未检部门受理的强制猥亵案件中被害人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增幅较大,2014年同比增长3.5倍,2015年被侵害人数是2014年2.4倍,人数首次超过强奸案件被害人人数。涟水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在职教师强制猥亵其所管理班级的5名未满十四周岁女学生的案件;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同样办理了一起在职教师猥亵班级5名未成年女生的案件,在职教师作案呈现涉案人数较多,侵害事件长,次数多的现象,危害后果较为严重后果。

(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映射出的问题

1.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取证难。一是被害人年龄小,表达不完善。尤其是14岁以下的幼童,无法陈述或表达能力不足,如洪泽县院办理的陶某强制猥亵6岁女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被害人经多次询问和家人的循循善诱,才最终将犯罪的基本事实有一个大概的描述,检察人员经过多方取证和严密的论证,最终被告人在法庭上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二是被害人法律意识淡薄,报案不及时。如开发区院办理的束某强制猥亵案中束某身为一名几名被害人的班主任,长期在校园内多次对多名女学生实施猥亵,而大部分女生在明知束某会摸女生的情况下,仍无法抗拒地被束某带至办公室、小房间、走廊偏僻处等封闭空间,被束某实施猥亵,且事后往往都选择隐忍,没有及时报案,导致束某的犯罪行为得以持续,社会危害较大,影响较为恶劣,且有六起犯罪事实无法认定,大大影响了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三是碍于情面,被害人父母积极不配合。多数女童在受到不法侵害后,因为羞愧、或受威胁感到恐惧,不敢告发,而其家长由于顾及孩子和家庭的“名声、面子”也不愿报案,致使犯罪分子多次、长时间作案后而没有被公安机关即时发现

2.侦查过程中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被疏忽。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坚持不伤害原则,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让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以一次询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反复的询问,反复地重复着案情,一次次地勾起被害人可怕的回忆,这无疑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公安机关身着警服、驾驶警车前往被害人的住所、学校取证的情况非常普遍,无形中使被害人的隐私权被公布于众;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没有女性侦查人员在场等问题,如金湖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邱某猥亵儿童案,公安机关对二十余名未成年女性被害人、证人进行询问时未优先通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且均未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3.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的缺位。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人身损害赔偿困难,性侵犯罪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巨大阴影,但实践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大多不到位。一是目前法律援助制度仅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了强制性规定,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却缺乏强制性规定,导致司法机关往往忽略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二是由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大多被性侵的被害人也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导致部分被害人受到侵害后,不是选择到司法机关报案,而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选择与侵害者“私了”,这都直接影响着对被害人保护的力度和打击犯罪的效果;三是我国尚无成熟的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相关意见,要求对未成年被害人因性侵害犯罪而造成人身损害,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生活困难的,且救助内容仅限于经济救助,心理救助较少。2013年以来全市针对该类案件仅有10名涉案被害人被给予心理救助。

4.学校周边治安环境存在安全隐患。近年来,校外辅导机构成为性侵犯罪的多发地,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在校外辅导机构与学生管理方面存在缺失,尤其对校外辅导机构老师的选用和辅导机构的设立不能严格把关,导致老师素质较低,2015年以来,全市已有4起校外辅导机构教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发生,检察机关予以检察建议方式督促辖区内主管部门对相关无资质机构进行清退和整改。淮安区院针对校外辅导机构教师性侵学生的问题向区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分析当前家教市场存在的四个方面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点建议,区教育局及时成立校外辅导机构整治工作小组,从规范教辅培训机构办学和劝退在非法机构参加辅导的学生两方面入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整治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专项行动,督促教辅机构补办手续133个,拆牌204个,有效肃清了该区校外教辅市场。此外,放学路上、老新村或外来租住人口多的区域也是学生被侵害的易发地。如洪泽县院办理的李某性侵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接送被害人放学之际,在途中对被害人实施强奸。

5.社会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不力及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不到位。未成年人被性侵现象大多暴露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尤其是家庭监护的不足。近年来,单亲家庭子女、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急剧增多,这些未成年人由于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呵护,加之未成年人由于自身生理、心理因素及受教育的片面性,自我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能力不高,这些因素成为了罪犯作案的有利条件,极易引发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恶性事件。如淮阴区院办理一起猥亵儿童案件时,发现在学校周边的学生代伙、寄宿现象集中,存在一系列的犯罪隐患,遂向淮阴区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一份,淮阴区教育局就加强学校周边的学生寄宿问题进行整顿。

二、性侵未成年女性犯罪的危害性

1.对被害人的巨大伤害。孩童时期是人生在危险面前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时期,童年受到的伤害要修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性侵犯罪嫌疑人为了满足自己非法需求,蔑视社会伦理道德挑战法律,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身心均未发育成熟、性防卫能力极弱的未成年女性特别是幼女,用极其恶劣的手段发泄兽性,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有的犯罪嫌疑人怕罪行暴露不惜杀死被害人; 没有丧命的被害人身体也受到极大摧残,部分女童遭性侵后阴道被撕裂甚至危及生命,也有的女童遭多次性侵后致身体发育畸形。性侵不仅有损未成年女性的健康权、名誉权,对其心灵伤害更大,她们不明白自己尊敬信任的老师、校长,熟悉亲切的邻居为什么要这样野蛮、残暴地折磨她们,不少人因此变得沮丧、胆小、悲伤、恐慌、自闭; 有的常哭泣、易受惊吓、常做噩梦,情感淡漠、感到绝望; 还有的不愿意再上学,不想再见到同学、老师、熟人,甚至不再相信其他人;也有人产生轻生念头,自暴自弃,甚至走上卖淫犯罪道路。而损害她们身心健康成长的不良因素如若得不到良好心理疏通和治疗,不仅会影响她们的发展,还有可能影响她们一生甚至她们的后代。

2.对被害人亲属的巨大伤害。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性侵受害人的家庭犹如突然遭至灭顶之灾,不少父母亲属悲愤难平。有的出现极端行为,自行寻找并打、杀性侵犯罪人; 还有的家长感到希望破灭,忍气吞声,不敢声张,极度沮丧,选择和性犯罪人私了; 还有的认为我国学校管理制度、社会治安防范制度对未成年女性保护不力,引发对相关部门的严重不满,降低对社会制度的信任感。

3.对社会的严重负面影响。性侵未成年女性犯罪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严重侵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名誉权,极大损害社会道德破坏法制,败坏并污染社会风气。且由于其违法犯罪成本低,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不稳定因素。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一个社区只要发生了性侵女童案,当地居民中凡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都会感到惶恐不安,尤其是教师本应为人师表,却性侵教育对象,社会影响更坏。如若防范打击不力,其对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法制秩序的强烈冲击会成为一种严重的污染源。

三、域外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规定

1.美国

美国法律规定性侵者每到一个地方居住,都必须先到当地警方备案,对曾经犯案两次以上的性侵者出狱后,还必须每 3 个月前往警方接受一次问询,甚至胡须、发型等体貌特征有所改变时,也必须及时向警方报告。美国警方会录取性犯罪者的指纹、气味和 DNA 等资料,并永远存档保留;部分州假释的性侵犯者需在脚踝套上 GPS系统,不得在距学校、教堂、公园等场所 300 米范围内工作和生活;佛罗里达州“杰西卡法案”规定,对 12 周岁以下儿童实施性侵者获释后将终生佩戴 GPS、手腕警告标志与电子追踪器。还有专门的机构对出狱之后的性侵犯罪人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评估,以达到抑制的目的。

2.日本

日本早在 1999 年就通过了《儿童买春及儿童色情处罚法》,该法规定如果通过金钱让未满 18岁的儿童提供性服务就被看成是“儿童买春”行为,与未满 18 岁的儿童进行性交或者对其有猥亵行为时,无论有无金钱往来都要受到处罚。德国法律规定,凡与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一概视为强奸,量刑一般在 10 年以上。欧美国家针对恋童癖及惯犯普遍实行“化学阉割”,或通过注射药物减少男性荷尔蒙抑制性冲动,允许性犯罪者自愿选择,而波兰可以对这些人进行强制“阉割”。 

3.韩国

韩国是首个引入“化学阉割”的亚洲国家。2011 年 7 月,韩国首部针对严重性犯罪进行化学阉割的法案获得通过,对性侵犯未满 16 岁儿童的初犯和再犯者一律进行“化学阉割”,在出狱前2 个月开始,最长时间为 15 年。韩国自 2008 年 9 月 1 日开始,对向未满 13 岁儿童进行性暴力侵犯或有强奸犯罪前科者佩戴“电子脚镣”,24 小时定位追踪。

四、完善性侵案件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建议

结合域外关于惩处和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与妇联、团委、民政等单位联合,探索建立未成年被害人立体救助机制,即司法保护、强制赔偿和强制报告,建立集案前预防、案中保护、案后维权一体的性侵案件被害人保护机制。

(一)构建完善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司法机制一是强化与公安机关的配合,提前介入,捕诉一体,推动公安机关建立未成年人案件就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管辖范围、侦查取证、被害人询问等事项进行协商,规范办案程序和细节。引导侦查机关尽量一次询问到位,做到由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在合适地点、运用适当方式询问,落实全程录音录像,案件进入捕诉环节后,除非必要不做二次询问。目前,涟水县人民检察院牵头六部门下发了《关于切实增强惩治和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清浦区人民检察院筹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中心”,并牵头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会签《关于对未成年被害人实行“一站式”谈话的工作意见》,对未成年被害人实施心理呵护、询问技巧、经济救助全方位保护;二是加强与法院衔接,对性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判决时附带对其宣告禁止令,参照国外法律规定,对于因利用职业便利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被告人,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建议人民法院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对于监护人失当的情形,可以建议民政部门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资格的诉讼。三是与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协调提供常态化法律援助,与司法行政部门沟通,对愿意接受法律援助的未成年被害人,放宽受援条件,并为未成年被害人主张民事赔偿等创造条件。四是积极与其他机关团体或者社会组织配合,对案件中因性侵害造成人身伤害,不能及时获得赔付,需要医治、生活困难的未成年被害人,优先为其申请被害人司法救助,并会同教育、民政、妇联、团委、社会团体、企业等对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家庭给予帮助,提升救助效果。淮安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市妇联提供的申诉线索,指导涟水县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一起强制猥亵儿童案件。五是积极引入心理辅导介入案件。心理干预的介入可以从立案时开始,即当被害人或其他人报案以后,公安机关内懂得心理干预的干警或者由公安机关聘请的专业心理医生就要对被害人进行心理干预。同时,在诉讼过程中,要时刻监测被害人内心的变化,持续进行心理干预。在诉讼程序结束后,仍要视情况对被害人进行心理治疗。清河区人民检察院推动政府为两名受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购买了精神关爱服务。

(二)建立强制赔偿制度。针对被害赔偿的法律障碍,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上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范围,增设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此,有学者指出:“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是协调不同部门法冲突的需要;不仅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意,而且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从最大化保护遭受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的角度看,法院不仅应积极地追诉犯罪,而且应积极关注被害人在被害后的赔偿问题。虽然被害人依据《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31条可以主张与人身损害相关的合理费用,但是如果被害人因某种原因没有提起相关赔偿请求,法院就不会主动判处赔偿,在不可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这种规定实际上并没有最大化地保护遭受性侵的被害人。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保护遭受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未来可以借鉴美国法典服务第2248条在制度设计上规定强制赔偿制度。依据强制性赔偿制度,法院必须对被告科以赔偿的命令,这样从制度上对法院科以签发强制赔偿令的义务,就消除了(过时不候)的法律障碍,从而更好地保护已经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

(三)完善强制报告制度。鼓励任何知晓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不当监护事情的人都可以举报;对附有特殊职责人员的报告规定不报告的法律后果通过规定法律后果增强报告的“强制性”;对强制报告会与职业道德相违背的特殊职责人员赋予免责权,从而鼓励这些人报告;同时,要拓宽报告内容,不限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对于监护人的不当监护都应纳入报告范围。(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潘凌云  韩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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